长三角一体化，又有新动向。
几天前，上海市政府官网发布一则批复称，同意“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跨省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”命名为“长三角青吴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”。
这是自2023年7月成立以来，这个特殊的高新区迎来的又一大动作。
图据长三角示范声微信公众号
公开信息显示，“长三角青吴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（以下或简称青吴嘉高新区）”规划面积49.16平方公里，已形成上海青浦、江苏吴江、浙江嘉善“一区三园”格局。目前，三个园区都已获省级园区批复，正在积极争创全国首个跨省域国家级高新区。
争取“国家级”，无疑是“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跨省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”（以下或简称示范区高新区）突破自身的新尝试。
2019年批复设立的示范区，虽肩负“国家任务”并坐拥长三角雄厚经济基础，但其覆盖区域长期以来被视为两省一市中的经济“洼地”，此次探索也是一次“组团”突围。
以跨省域高新区建设作为协同创新的“切口”，能否实现“以小博大”？又将为全国范围内的跨省域协同发展贡献哪些经验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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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顾6年前，设立高新区并非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（以下或简称示范区）的核心议题。
彼时，正值长三角一体化规划纲要通过审议并印发。在国新办举行的系列新闻发布会上，时任上海主要领导对外宣布，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，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的三个重点区域之一。
示范区诞生之初，就显得与众不同。
一是，三个主要组成部分，江苏苏州吴江地区、浙江嘉兴嘉善地区和上海青浦地区，并非两省一市经济最发达的区域，甚至有专家称其为经济“洼地”，“三方经济相差不大、大体发展水平相当，发展潜力和空间也很大”。
二是，“生态绿色”作为示范区的鲜明标识，在一开始就被置于关键位置。当时，有关方面相关负责人曾提到，示范区的建设不会走传统开发区的路线，备受外界关注的是示范区中心地带“水乡客厅”的打造规划。有业内观点称，示范区所处区域并不适合大规模新城新区建设，更适合绿色生态的发展模式。
以“绿色”开局，示范区渐渐有了开发区的底子。
事实上，早在2019年，大项目就已先行一步落子。同年1月，华为落定青浦，到2024年，练秋湖研发中心以华为全球最大研发中心之名正式面世，与松山湖研发中心滨水而建的思路如出一辙；6月，阿里巴巴花落嘉善，并随后带动移动、电信等头部企业纷纷建设算力项目。
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分析称，示范区产业发展，实则是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。在绿色生态的发展主线下，三方并未对示范区产业发展做过多行政干预，包括当时设立的基金也主要用于绿色发展。但不断提升的生态优势却吸引了企业主动靠拢，智力密集产业和高端人才对环境的要求得到了满足。
大项目之间还发生链式反应、形成产业集群效应，一个突出的例子就体现在集成电路产业上：青浦的练秋湖研发中心开展华为终端芯片、无线网络和物联网研发等业务，带动当地形成“泛华为产业园”；吴江的永鼎智慧科技产业园聚焦5G通信传感芯片、5G模组研发和系统集成，推动5G智慧科技与车联网融合；嘉善的格科微半导体项目则建设多条先进工艺的12英寸晶圆生产线，打造从芯片设计、制造、封装测试到销售的垂直整合制造工厂。
在产业带动下，“长三角青吴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”的发展方向也出现一定程度调整。据曾刚观察，近年来，有关“水乡客厅”的提法不如最初频繁，而产业则愈加成为关键词。
2023年，《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产业发展规划（2021~2035年）》对外发布，将示范区的目标重新定位为长三角“绿色创新产业之心”。
“补票”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示范区探索了一条与长三角传统区域协同发展模式不尽相同的道路。
一种业内较为普遍的共识是，相较于珠三角因开放基因而造就的强大市场环境，长三角更倾向于强调政府的力量，通过与市场协同发力，不仅造就了以乡镇企业为核心的“苏南模式”，也形成了长三角以上海为中心、三省一市紧密联动的产业体系。
而反观示范区的发展轨迹，如曾刚分析，在政府力量相对有限的情况下，以民营企业为主的市场力量扮演了主导角色，进而推动政府完善配套、跟进服务。曾刚将这一过程形象地比喻为“先上车，后补票”。
其中，设立并推动青吴嘉高新区晋升“国家级”，正是政府发挥“有为之手”作用的关键之举。
2022年，吴江区科技局在一则对区人大代表建议的答复中提到，2022年，设立跨省域高新区被列为示范区重点工作安排。青吴嘉高新区包括青浦、吴江和嘉善三个园区，其中作为吴江园区的主要组成部分，汾湖高新区数年前启动创建国家级高新区，但被科技部多次驳回。
于是，在抱团共建高新区后，汾湖高新区设想“借鉴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总体规划报国务院批复的成功经验”，以汾湖高新区作为既有主体，一区多园申报国家级高新区，但科技部其后反馈称：
目前，全国“排队”的地区较多，“示范区要‘插队’创建国家高新区，必须要有拿得出手的充分理由和实践经验做支撑，不能‘凭空起高楼’”。
基于此，青吴嘉高新区定下了3年建设方案，目标为“2025年主要评价指标达到全国国家高新区同期较高水平，争取成功升格为国家级高新区”。
据曾刚分析，与此前省级高新区相比，国家级高新区将被赋予更高的审批权限，以降低项目落地和规划建设等方面的审批成本、提高发展效率，同时也可能争取更多资金和资源支持，更好赋能产业发展。
而纵观示范区高新区的相关规划，不难发现其服务既有产业发展，进一步释放产业链集群效应的内在逻辑。
比如，青吴嘉高新区定下“一芯引领、两廊带动、三片协同、多点支撑”的战略空间布局，将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置于重要位置；推动“北斗+”“AI（人工智能）+”“5G+”“大数据+”等新产业、新业态和新模式，又与当地逐渐形成规模的电子信息和智算产业深度呼应。
试验
事实上，早在示范区刚落地之时，就有人认为，其与当时刚揭牌的上海自贸区临港片区一道，构成了上海一东一西两个代表未来的新兴增长极。
也不乏有人提及过去“东有大浦东，西有大虹桥”的畅想，当时浦东已然成势，而虹桥似乎还总“差一口气”。
从某种程度上说，示范区正在补上“大虹桥”曾经的遗憾。
数据显示，2019年至2024年，示范区人均GDP年均增长6.9%至154512元，规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.2%至9343.9亿元，工业投资年均增长7.2%至492.7亿元，已高于长三角三省一市平均水平。
诚然，与示范区相比，临港的表现更为迅猛，几乎可以用“超高速”形容。临港同期规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28.4%达4230亿元，其中，工业固投更是连续多年占上海全市比重20%以上。
但示范区的“试验”意味相对更重。
如曾刚所说，过去，上海主要靠国企和外企带动，特别体现在临港身上，通过高标准定位、顶层设计带动，汇聚了来自全国乃至全球的高能级项目，比如特斯拉、中芯、华虹等重大外资、国资项目。而示范区则一改路径依赖，由高能级民企带动，探索出一条没那么“上海”的发展路径。
这背后，则是在长三角发达的经济基础之下，省际“边缘”地带突围的一种可能。
从示范区高新区的发展来讲，市场带动的特质同样难以忽视。此前，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陈雯曾提到，整个长三角，跟沪宁沿线以及杭州、合肥这些大城市相比，示范区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优势，并不是最突出的。示范区更希望通过产业联动，共同打造一个高新区，塑造招商跟创新发展的新优势。
也不乏问题待解。比如，在缺乏“跨省域管委会”的顶层统筹下，如何真正在市场力量倒逼下实现“共聚战略科技力量、共推产业技术创新”的目标；再比如，在级别存在明显不对等的情况下，如何“成本共担、利益共享”，形成多方平等合作、平等对话、平等受益的体制机制，等等。
对于当下的长三角，此种探索已变得格外重要。
江苏“十五五”规划建议指出，支持苏州与上海同城化发展；而上个月发布的《长三角国土空间规划（2023~2035年）》则提到，要“加强上海大都市圈与苏锡常都市圈空间融合，以及与南京、杭州、合肥、宁波都市圈空间统筹，支撑世界级城市群建设”。
示范区落地之初，时任上海主要领导就曾指出，上海对内开放，特别是面向长三角和长江流域，一直缺少一个核心承载区。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补上了“缺”个人股票配资，如今，则更需要发挥出“极”的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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